本帖最后由 Olivia.L 于 2014-7-21 10:14 编辑
焦雄屏老师是华语电影界少有的全能制作人，也是华语电影历史的写作者和见证者。我有时很难理解，她这么忙，为何还能有时间写作、翻译、出版这么多有影响的著作。老婆采访她时，带了几本去索签名，焦老师一见高兴地说：“这么多绝版书，能不能卖给我几本？”
原载《环球人物》杂志 作者：赵晓兰
近期，一档关于电影的对谈节目《聚焦》在互联网广为传播。冯小刚、章子怡、张艺谋、吴宇森……节目请来的嘉宾都是重量级的，它探讨电影产业和文化，分享创作者的经验心得，轻松而深入的聊天方式让很多影迷大呼“过瘾”。有些网友感到好奇：这个和众多大腕侃侃而谈，像是老友重逢一样的女主持人什么来头？
她正是素有“台湾电影教母”之称的焦雄屏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焦雄屏就开始活跃在华语电影的舞台，她是教书匠、媒体人、出版人、电影策展人、翻译家，也是很多电影的幕后推手。对于“教母”的称号，她自己并不喜欢：“这纯粹是一个误会，是外界的谣传，我只是为华语电影做一些辅助和服务性的工作。”
焦雄屏大学读的是美国德州奥斯汀分校，后来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电影学博士学位。上世纪80年代初她回到台湾教书，发现在华语世界，电影专业简直一片“荒芜”。在课堂上教学，她连本合适的教科书都找不到，只能拿着一本英文版的《认识电影》给学生讲授，告诉他们这句是什么意思，那句又是什么意思。教着教着，就发现自己简直是在教英文，而不是教电影。“算了吧，我还是把它翻译过来吧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她的很多译著纷纷出炉。
她策划的台湾远流“电影馆”丛书和麦田电影丛书填补了电影专业的空白。这两套电影丛书她都打头阵出了第一本，并且担任编辑委员和顾问。在台湾，它们是大学电影课程最好的教材。在内地，无数电影爱好者都以收藏这两套装帧精美的台湾书为荣，认为它们是探索电影世界最好的钥匙。导演姜文说：“（搞电影的）谁家没有一套老焦的书呢？”
她的影评文字流传极广。台湾作家张大春曾说道：“焦雄屏的影评曾经激发了不只一个世代的青年投身电影，在极其仓促而艰困的环境中把影像当作事业。”早在美国留学期间，她就为岛内撰写影评而声名鹊起，回到台湾工作后成为了影评人领袖，和陈国富、黄建业等几位影评人在台湾三家主要的报纸占领了阵地。她还善于借用当时文学界的力量，白先勇、陈映真、蒋勋等都被她拉到同一阵营。在媒体稀缺的年代，他们不断在自己掌握的阵地发出声音，迅速形成一股力量。
当时的台湾电影，充斥着两种类型。一种是被称为“三厅电影”（发生在客厅、舞厅、咖啡厅）的琼瑶电影，另一种是黑帮暴力电影，充满着无谓的打打杀杀，“番茄酱满天飞”。以焦雄屏为首的评论界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，强烈要求电影反映当代生活，“要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我们自己”。80年代中期，他们组织了“台湾十大电影评选”，一部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制作《在那河畔青草青》获得了第一名。这部电影充满浓厚的台湾乡土气息，关心环保和生态，又有一个温馨的爱情故事。它的“接地气”，让焦雄屏等人看了非常感动。
这部电影的导演侯孝贤当时名不见经传。他被焦雄屏请去做对谈活动。侯孝贤后来回忆：“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严肃地探讨电影。”当时，侯孝贤烫着一头卷发，十分“土气”，他对吃“洋墨水”的焦雄屏抛出的一大串电影专有名词充满了不悦。“对话”活动如同鸡同鸭讲，并不成功。但是自此之后，侯孝贤对自己之前的创作进行了反思。后来，他走上了风格化的创作道路，赢得了世界性的知名度。
侯孝贤的“大师之路”与焦雄屏的国际推广又不无关系。焦雄屏的影响力可不只局限在台湾岛内。早在台湾新电影崛起之前，她就在国际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参加学术研讨、座谈、当评委。她了解西方思潮，了解国际市场对电影的需求，懂得怎样让台湾本土电影同国际接轨。
1989年，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，这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获奖。这其中也有焦雄屏的一份功劳。除了帮助不懂外文的侯孝贤做好电影推送的准备工作，她还在国外媒体和评审中对影片背景做了普及，减少外国观众对社会文化的隔阂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还帮助塑造影片的评论形象，让外国观众了解镜头中融入的中国诗词意境，让他们认识到影片高级和富于创造性的电影化手法。
同样的例子还有蔡明亮导演的《爱情万岁》。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人，她向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推荐了这部片子。电影节主席提出了电影的修改建议，焦雄屏向蔡明亮做了传达。后来电影被选进，但有人觉得这只是一个表现个人情绪的轻飘飘的作者电影。焦雄屏就为他们普及影片的背景：当时台北的房价是一般人永远负担不起的，但一方面有钱人却大量囤房，导致台北有八十万空屋没人住，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。这部表现“空间问题”的电影一下子有了重量，带上了社会批判色彩。它打败了姜文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等影片，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。
“一部电影的获奖，除了电影本身，你还需要帮它去做很多事情。电影的文化意义需要人去发掘。不是说随随便便从璞玉一下就能变成闪闪发光的艺术珍品。”在焦雄屏等人的助推之下，台湾新电影在本土发展成熟，在国际也取得关注。她对记者说：“我们是承袭乡土文学的一代，从小说中吸取对本土的认识，对环境的热爱。这些东西原本在电影中是完全承袭不了的，但侯孝贤等导演却做到了。后来有人批评，台湾新电影太个人风格了，但开始的时候完全不是，我们倡导的就是反映当代生活。”
焦雄屏的父母是台湾“渡海一代”，因为与故土亲人天各一方，郁结心中，所以他们在家里从来不和焦雄屏说起在大陆生活的往事。后来焦雄屏看到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老电影，从这些电影中，她了解到了父亲生活过的年代，也多多少少勾起父母的一些回忆。父亲说：“演员白杨啊，我和她吃过饭！”母亲说：“我喜欢大明星阮玲玉，后来她自杀了！”电影对焦雄屏来说远超过专业，它还代表了和父母之间的沟通联系，还有斩不断的乡土之根。
很多老电影人都惊诧于她的电影素养。90年代初在帮助拍摄关锦鹏导演的电影《阮玲玉》时，焦雄屏和与阮玲玉同辈的女星黎莉莉交谈，黎莉莉很惊讶地看着她：“你到底几岁了？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？”通过参加国外的电影节，她结识了很多内地著名的电影人，有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吴天明、吴子牛，还有第五代导演的代表田壮壮、张艺谋等。两岸电影人围坐一堂，彻夜交流，每次总有说不完的话。“通过电影和不同代际的电影人结缘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我也是通过看不同时代的电影建构起我心目中的中国。”她说。
新世纪伊始，焦雄屏又提拔了很多电影新人。她瞄准中港台电影形式的新变化，开始运作新的电影系列。国内外投资人都十分信任她的眼光。在内地，她监制了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《十七岁的单车》，在台湾，她监制青年导演易智言的《蓝色大门》、林正盛《爱你爱我》、徐小明《五月之恋》等电影。《十七岁的单车》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，而《蓝色大门》唤醒了濒临崩溃的台湾本土电影产业，也开启了台湾青春片创作的潮流。桂纶镁、陈柏霖、彭于晏、高圆圆……一大批新星因为这些影片成长起来。
如今的内地电影产业又到了突飞猛进的阶段，焦雄屏认为：“这个情况很像当年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时候。赵薇、徐峥、薛晓路、韩寒、郭敬明……出现了这么多新导演。你会发现，剧情比较轻松的《同桌的你》在票房上可以赢过神圣的、具有文化内省力的作品《归来》，‘换代’的迹象非常明显。”
新的形式之下，花甲之年的她每月奔波在台湾和内地之间，忙碌地从事着和电影相关的各种事务。有人夸她精力旺盛、能力超群，她说：“电影这个专业里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耕耘，我只是一个不逃避责任的人。”
记者：创办《聚焦》这个栏目的用意是什么？ 焦雄屏：我觉得中国电影的变化太快，却没有真正的讨论空间，电影人也是各自闷头做电影，似乎没有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。国外这类深度对谈的节目很多，但中国中国这么大的空间，这么蓬勃的电影产业，却连一个深度对谈的节目都没有。我们最早想做广播节目，在广播的世界里天地很自由，我们可以聊得很深。但后来觉得网络散布地更广。
记者：您和内地新老电影人都有交往，他们身上有什么不同特点？ 焦雄屏：第四代吴天明这些导演，我更加尊重他们的人格特质。一直到他去世以前，他对尊严、理想、社会拥抱的热情，从来没有断过。到了后期，感觉他有点没落，理想的东西被现实淹没。他的电影和电影之外的为人是一致的，他拍《老井》，拿到奖金就立刻捐给了老井村。第五代的创新和革命，他们身上的东西我们也一样经历过。现在很多年轻导演都充满自信，有才气有抱负，但我觉得他们唯一的不足是太想着讨好观众多了一点。
记者：作为监制，你怎样和那些坚持自我的艺术家沟通？ 焦雄屏：导演都有自己的坚持。我能沟通的沟通，不能沟通的就放弃。比如侯孝贤喜欢用非专业演员，拍《悲情城市》的时候，对梁朝伟非常不满意。他觉得梁朝伟和其它演员格格不入，其实他不知道电影因为梁朝伟增加了很多的观赏性。蔡明亮更难沟通，别人都希望他不要总让李康生主演，但他把李康生当作他的缪斯。但他的坚持也有成果吧。 但是导演总是要在自我和市场中间做一定的调整，因为电影需要大量投资和成本，它拍出来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看的。
记者：很多人批评台湾新电影和观众疏离。 焦雄屏：我有责任告诉他们，观众不喜欢这些疏离。但某些创作者，他们在国外得到的赞誉，恰恰是这些疏离。但是《童年往事》《恋恋风尘》《恐怖分子》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这些电影我觉得是热情洋溢，有些人觉得它们疏离，我只能觉得他们对于电影的敏感度太低。一个一辈子没看过好电影的人，天天看好莱坞的人，他看任何一个节奏慢一点的电影都觉得是疏离的。他也一定看不懂黑泽明，看不懂小津安二郎。他的艺术细胞没有打开，没法吸收。他们对电影的理解认知程度太低。
记者：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，为什么在国际获奖反而少了？ 焦雄屏：90年代，台湾新浪潮在美学上的成就，大陆第五代导演在历史总结的成就，再加上后现代色彩的香港电影，碰撞出一个多面貌的华语电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它一下子成了国际关注的中心。当这个浪潮过去，重复性增加、新奇性不再，这个时候国际电影节对华语电影和作品的吸收能力就会减少很多。电影节也是一个商品，它不可能为华语电影设置。
记者：您曾说过有些内地电影人永远不想和他们合作，为什么？ 焦雄屏：我觉得是品格的问题，我喜欢和心态健康光明的人合作，不是把电影当作个人名利的工具。至少让我看到创作人应有的热情和理想性。 记者：您认为现在内地电影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？ 焦雄屏：内地电影产业膨胀的太快，是全世界的奇迹，但电影的文化层次却不高。有非常多拍片一窝蜂的情况，有很多烂片会赢得高票房。在一些非常艰困的时代，总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变成永恒。但现在这个时代，钱堆积地越来越高，但真正史诗般的经典之作却越来越少。观众已经换代了，有责任感的电影人不应该只提供最低层的感官享受。应该有一些电影人，不随波逐流，拍出一些兼具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优秀电影。这样华语电影才能不断地生出新的生命力，延续曾经有过的辉煌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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